中山大學 beany問：

跟進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九年，我對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賞的。久而久之，雖然對他們的決策機制沒有深入認識，我對這機制有信心。沒有誰可與成功爭論，既然舉世皆說中國奇跡，我們要接受這機制一定有過人之處，要問的是北京究竟做對了些什麼。幾年前我解通了中國的制度密碼——那個從承包合約發展出來的地區競爭制度——驚為天意，對中國能持續增長的「頑固性」增加了信心。這個神奇的地區競爭制度是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主題，英文下筆，很長，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幾個月後會親自翻為中文，到時分期發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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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是一九八二完稿的。寄了一份給戴維德，他讀後對一位朋友說：「大家吵了那麼多年關於公司究竟是什麼，終於給史提芬畫上句號。」史提芬者，區區在下也。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了。幾年前遇到一位博士生，他說選修巴賽爾在研究院教的制度經濟學，整個學期只 討論一篇文章：《公司的合約本質》。

國內稱「合同」，我愛稱「合約」，是同一回 事，只 覺得「約」字是仄音，較為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