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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 25th Dec 2010 | 一般 | (2865 Reads)

(本博客管理員按:這是「《中國經濟制度》研討會」的與會者提交的文章。因為此前張五常教授發佈他的「財富倉庫理論」時,簡略地提及他已經解決了「財富增長理論」的問題,餘下的就是「財富累積理論」的問題。有讀者朋友問及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我覺得姜 建強老師的這篇文章作為文獻綜述性文章解釋得比較詳盡 、系統、清晰,因此在此發佈。)

 

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

           ——兼評主流經濟學的尷尬處境

  

姜 建強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本文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理論上對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做一個總結,並概括出兩個關於財富增長的張五常定律。張五常第一定律是指,市價準則是財富增長最快的競爭準則;張五常第二定律是,競爭準則的轉變將導致財富增長的變化。在第二部分,本文試圖用這兩個定律解釋中國經濟制度的本質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第三部分是對主流經濟學中關於競爭與經濟增長的一個簡單理論文獻評述。

一、「看不見手」理論與張五常定律

眾所周知,「看不見手」理論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世人留下的一筆重要思想遺產。這個理論是說,交換是人們的一種自然傾向 ,而經由價格信號指引的交換可以促進分工,分工帶來的效率則可以極大地提高一國的財富增長水準。可以說,這個關於財富增長的「看不見手」理論是經濟學的精髓,此後的經濟學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從邏輯上完善和美化它,思想上並沒有多少創見。200多年後的今天,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從另一個角度重新詮釋了這個國富理論,基礎是他的租值消散理念。與前人不同,他的分析起點不是斯密的交易,也不是科斯的交易費用,而是競爭!要說他的這個理論,其實也非常簡單。因為資源稀缺,所以競爭無可避免;有競爭,就必然有決定勝負的準則。重要的是,競爭準則的採用都是為了減低租值的耗散,而在無數可供採用的準則中,惟有市價準則不會導致租值消散。[1]經濟學上,租值是另一個角度看財富,而租值消散的最小其實也就是財富的最大化了。因此概括起來就是,市價準則是財富增長最快的競爭準則。本文將此稱作張五常財富增長理論的第一定律。[2]

竊以為,他的這個財富增長理論要比斯密的看不見手理論好很多。斯密著重提到了分工在促進財富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但事實上,分工與財富增長並不一定總能夠劃等號。儘管斯密那個制針工廠的例子很有感染力,但說分工促進財富增長,似乎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從古到今,小到一個封建家族制,大到一個國家計劃經濟,或少或多都有着分工。然而經驗證明,這種分工雖然可以提高一個家族的財富增長,甚至一個軍隊的執行效率,但未必能夠提升一個國家的財富增長。當然,我們都知道斯密並非指這種分工,而是指那種價格機制下運作的分工,但他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一種分工可以促進一國財富的增長,而另一種分工卻不能。第二,即便對於那種價格機制下運作的分工,且不說現實中分工有多麼的複雜,單單就分工的分類和量度,就會讓多數經濟學家望而卻步。不是說分工不重要,而是說理論上要解釋分工促進財富增長,就一定要讓分工可分類以及可量度,否則就無法被事實所驗證。後來經濟學的發展也表 明,人們乾脆忽略了分工,把價格機制與財富增長分開來處理。[3]由馬歇爾集大成的價格理論被專門用來討論資源的配置效率,而關於財富增長的話題,則是因為羅伯特·索羅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了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才 開始變得熱鬧起來。關於這個新古典增長理論,本文將在第三節再來討論。

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不考慮分工,但有斯密所說的交換。從競爭的角度去看,採用什麼樣的競爭準則也就決定了怎樣的交換方式以及人們用什麼與別人進行交換。比如,採用排隊的方式,競爭準則是先到先得,人們用等待的時間與別人交換。而在市價準則中,出價者高先得,人們是用金錢進行交換。因此,張五常與斯密的分析起點是相近的,祇是角度不同。然而,角度的轉換可能會帶來重要的發現。為了更好地說明張五常第一定律,我還是喜歡用那個關於金礦的思想實驗。[4]假設有一個無主的金礦,而金礦是有租值的。如果金子的分配是以暴力作為競爭準則,那麼付出的流血或者生命將會替代金礦的租值,從而導致金礦原本可以有的租值被消散了。在這種競爭準則下,金礦雖然還是那個金礦,但財富增長是負的,因為人們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價。將競爭準則改為排隊呢?金子是先到先得,人們用時間成本替代了金礦的租值,金礦的租值在一定程度上被無謂的時間成本消散了。不過,相對於暴力競爭準則來說,金礦的租值雖然或多或少被時間成本所耗散,但每個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一個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而另一個付出的祇是時間的代價,顯然後者的財富狀況要比前者是增長了的。將競爭準則改為市價準則,必須提及一個要點是,採用市價準則一定要以私產界定為前提,這也是張五常所強調的。[5]假設金礦被私有化,金子是根據出價者高先得的方式進行分配,同時再允許我假設金礦主喜歡吃牛肉,因此人們可以用牛來換金。在市價競爭準則下,用多少頭牛來換一單位金子就是人們所出的價,這個交換比例是在競爭下決定的。因此,想要金子嗎?那麼就多養牛吧,這樣就可以出得起更高的價。反過來也一樣,想要牛就去努力掘金。在市價準則中,人們無須支付生命的代價,也無須支付等待的時間代價,因此金礦的租值並沒有被耗散,人們所支付的祇是養牛或者掘金的勞力等代價。重要的是,由於更多的人去養牛、掘金,或者從事其他生產性的投入,整個社會的財富水準也就隨之增加了。

看起來,張五常第一定律祇是從競爭的角度重新詮釋了斯密的看不見手理論,但實際上這個定律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很多。而談及這點,就不能不提他早期創立的合約理論。合約理論中一個要點是,合約是結構性的。[6]結構性的含義是指,任何合約都包含有關資源使用和價格收入條款的規定,前者是指與價格收入條款相關的使用資源的約束條款,後者是指有關資源使用權轉讓的價格收入條款。兩者互相關聯,牽一發而動全身。理解這一點,不妨先考察產權完全轉讓這樣一個極端情形。這個極端情形就是張五常所說的斷權(outright)交易,也是我們經常接觸到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這種交易其實也是一種合約,祇是過於隆重,人們很少這樣提罷了。更為一般的情況是產權的部分轉讓,此時有關的交易合約就是結構性的了。對於一些合約,比如租金合約、工資合約等,僅涉及有關資源使用權的部分轉讓,因而合約中就會明確地規定有關使用資源的價格收入條款。而在另一些合約中,雖然資源的使用權利也是部分轉讓,但似乎很難觀察到具有明碼標價的價格收入條款,比如分成合約。如果一般化地去看,分成合約中的分成比其實也是一種價格,與斷權交易中的價格以及定額合約里 的租金價格是類似的。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價格都是在市場各方的競爭下所決定的。因此,只要沒有外力干涉交易以及合約的自由簽訂,它們本質上都是一種市價準則。

斯密的看不見手理論,或者說傳統的價格理論,通常只 適用於分析斷權交易的情況。然而,真實世界中大多數合約都是結構性的,而且非常普遍,尤其在生產性領域以及商業領域中。理論上,我們日常交易中所觀察到的市價在張五常那裡只 不過是合約價格收入條款中的一個特例而已,而定額租、分成比等這樣一些合約的價格收入條款才 是市價準則的一般化形式。因此,張五常第一定律不僅適用於傳統的斷權交易,而且同樣也適用於分析結構性合約的交易。只要不存在外在的干預,無論斷權交易還是結構性合約交易所採用的都是市價準則,因而是租值耗散最小的,或者說財富增長最快的競爭準則。

但是,真實世界中的競爭準則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由於種種原因,競爭準則會由非市價準則向 市價準則發生轉變,或者由市價準則轉向 非市價準則。因為不同競爭準則代表 着不同的租值耗散,所以也就對應着不同的財富增長水準,這樣我們就有張五常財富增長理論的第二定律:競爭準則的轉變導致財富增長的變化。從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們不難發現,由非市價準則向 市價準則發生轉變,通常源自於人們對財富增長的理性訴求;而從市價準則向 非市價準則的轉變,則可能是受一定歷史時期流行的社會公平觀或者某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對於從非市價準則向 市價準則的轉變,張五常曾在《中國會走向 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文中有過詳盡 的分析。他在這篇文章中的討論所依據的正是這裡的張五常第二定律,只 不過他沒有明確這樣提出罷了。他在那篇文章中明確地指出,30年前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是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向 了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但如果從競爭準則的轉變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也是一種從非市價準則向 市價準則轉變的過程。前面曾提到,市價準則的採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在原有的計劃經濟中,雖然消除了私產,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競爭準則的存在。邏輯上,沒有競爭準則意味着租值將會被消散殆盡 。根據張五常的租值理念,消除私產,從而消除市價準則,就一定會導致其他非市價準則被採用,目的是為了減低租值的消散。張五常的觀察是,中國改革前用來減低租值消散的非市價準則是一種用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從財富增長角度來看,這種非市價準則儘管沒有市價準則來得好,但畢竟是約束競爭的一種準則。改革開放後,張五常從中國市場上發生的諸多跡象中發現,中國似乎正從這種非市價準則向 市價準則發生轉變,而且轉變的速度非常快。正是這一觀察才 導致他寫下了《中國會走向 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其中的各種推斷當時竟然讓他的芝加哥大學同事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在後來確實被中國的經濟發展事實所驗證了。

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並非一直朝着財富最大化的方向 行進,政府也會因種種理由對市場上自由議價以及簽約活動進行干預和限制。只要存在着這種干預和限制,就意味着競爭準則將由市價準則向 非市價準則發生轉變。根據張五常的第二定律,這種轉變不僅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租值耗散,而且也會導致財富增長速度的放慢。舉個例子,假設政府因為某種奇怪的理由將原來市價每單位10元的蘋果管制在5元以下,會發生什麼?很明顯的是,賣主有5元錢的差價不能合法地拿到。這個5元差價作為一種租值在實際中會以不同形式被耗散,但不會被耗散殆盡 。[7]究竟哪一種非市價競爭準則會被採用?以及相應的租值耗散方式以及程度到底如何?這些問題都將決定財富變化的真實狀況。這裡,我們只 需提及兩種比較顯而易見的租值耗散形式就足夠了。假使賣者是一個守法公民,見到自己辛辛苦苦種植的蘋果賣不上價,就會轉而從事其他不受價管的產品生產。一方面,蘋果這種財富的生產會因價管的存在而減少;另一方面,生產不受價管產品的經濟收益可能不如種植蘋果來得高,這樣5元的差價就有一部分被消散了。對於買者來說,因為不能以出價高的方式買到蘋果,要麼是節欲,要麼就是通過非法方式從那些不守法小販那裡高價購買。原本買蘋果只 需花10元錢,現在卻可能要額外支付搜尋兜售蘋果小販的時間成本以及有可能觸犯法律的精神成本,如此等等。而在市價準則中,買方這些被耗散的租值完全可以用來從事更有生產性的事情,即便在家賦閒 也是一種財富增長。

以上所舉的例子祇是關於斷權交易的價格管制。實際中,政府還會有針對合約的各種干預和限制。儘管現實中的合約形式非常複雜和多樣化,尤其是生產性要素合約,但簡化地來看,只要政府幹預了合約中的市價準則,那麼某種非市價準則就會被採用。至於現實中究竟哪一種非市價準則會被採用,則需要大量的經驗考察和分析,因為不同競爭準則的採用會影響到財富增長的真實變化。可以說,對於理解政府各種干預政策,以及這種干預給財富增長所帶來的真實影響,張五常第二定律是一把利器。

二、解釋中國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堪稱世界奇跡。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的大多數學者都曾給出過各種各樣的解釋,但都不是很成功。比如,有人說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因為存在着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勞動力廉價並非是中國獨有,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可能比中國還要廉價,為什麼它們沒有中國式的增長呢?為此,一些學者認為,廉價勞動力不是原因,制度的變革才 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但對於這種制度究竟是什麼,似乎又道不明,說不清。張五常在《中國會走向 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冊子里 ,雖然由權利制度或者競爭準則的轉變推斷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加速,但這似乎還不足以解釋改革後中國為什麼有着如此之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尤其是本世紀初以來的高速增長。30年前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又不止中國一個,為何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可以獨樹一幟呢?

正確而且沒有任何爭議的答案是在張五常於2005年寫下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里 。在這本書中,他的分析起點依然是競爭,所用到的仍然是他的那個財富增長理論。他的一個重要觀察是,中國很多地區的地方政府之間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長三角地區一帶,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難見到。經濟學上,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競爭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根據張五常的第一定律,只要這些競爭採取的是市價準則,那麼財富增長速度就是最快的。但是,張五常將這種競爭帶入到另外一個我們不常認識到的層面——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本文接下來將會說明,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所採用的依然是一種市價準則。

在回 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釐清一下概念。在市價準則中,人與人之間競爭通常是價高者得,而企業間的競爭是反過來的,也即價廉者勝。但市場中的個人和企業即是需求者也是供應者,所以更為嚴謹的表 述應該是:作為需求方之間的競爭,是出價高者得;而作為供給方之間的競爭,則是價廉者勝。理論上,這兩個都是市價準則中的應有含義。假使地方政府間競爭採用市價準則,那麼這個準則到底是出價者高得,還是價廉者勝呢?關鍵是看它們為什麼而競爭。顯然,它們是為地方經濟增長而競爭,因為祇有地方經濟搞上去了,地方財政收入才 會增加,同時地方官員的政績也會得到相應的提升。政府不是企業,它們並不提供私人性的產品和服務,但它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更為關鍵的是,它們天生掌握着土地這個重要的生產性資源。因此,地方經濟要增長,地方政府就得為企業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產品以及良好的投資環境。從供給這個角度看,如果地區間競爭採用市價準則的話,那麼就一定是價廉者勝的準則。地方政府作為需求方的情況也是有的,比如高薪聘請知名人士或者有管理經驗的人才 作地區領導。不過,後者的情況不是很重要。

張五常提到的一個要點是,中國政府於1994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產品增值稅。由於這個稅種的稅收在整個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為看重的。這個稅率是17%,各個地區的縣可以從該稅抽四分之一,也即4.25%,其餘的歸上級部門。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投資者達成的是一種分成合約,投資者拿到是產品增值的83%,縣地方拿到其中的4.25%;另一方面,地方與上級部門達成的也是一種分成合約,縣以上各級部門(包括中央)拿到的是產品增值的12.75%。但問題在於,這個適用於全國各個地區的稅率是不變的,而且縣與上級部門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理論上,合約中的分成比固定不變類似於一種價格管制,會帶來某種租值耗散。根據張五常第一定律,這顯然不是財富增長最快的競爭準則。

巧合的是,這種分成合約差不多也正好是張五常早年在《佃農理論》中討論的佃農分成制。區別隻是,前者是一個大地主小地主以及投資者三方達成的較複雜的分成合約,而佃農分成制則是簡單的由地主與佃農就土地收成達成的分成合約。張五常在他的佃農理論中不僅推翻了自馬歇爾以來認為分成合約非效率的傳統認識,而且還創立了現代合約理論。他的合約理論證明了,只要分成比有着充分的彈性,分成合約就是有效率的。由於分成比也是一種價格,因此張五常的合約理論本質上是傳統價格理論的一般化處理。理解這個理論其實也並不難。由於不同農地的質量與位置有着很大的差別,讓分成比可變,地主之間就會通過調整分成比來進行競爭。正如產品市場那樣,企業是依據價廉者勝的市價準則與其他企業進行競爭,而地主是通過調整土地收益的分成比與其他地主進行競爭。通常的情況是,土質差、位置較為偏遠的地主,一般會用較優惠的分成比吸引佃農,以與那些土質以及位置較佳的地主進行競爭。同樣的道理,在中國的地區間競爭中,經濟發展水準相對比較落後以及位置較為偏遠的地區也要與發達地區進行競爭,但分成比不變,它們就缺少了一種競爭手段。一方面,地區間競爭非常激烈,經濟增長很有看頭;而另一方面,理論上很難說中央、地方以及投資者之間的固定分成比是有效率的。

破解這個難題是張五常提到的那個馬歇爾注 腳,最重要的是他發現,原來縣可以將給投資者的土地價格變為負值!儘管分成比不變,地方政府之間缺乏一種市價準則而競爭不起來,但加進地價這一調整變數之後,地區間競爭所採用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市價準則了。經驗上看,地方政府不僅可以免費提供土地,也可能會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俗稱交鑰匙工程),或者將投資者上繳的若干年稅收再返還給投資者,等等。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還會大力投資建設公路、公共綠地、電力設施等。政府提供這些公共產品是有成本的,因而提供給投資者的土地價格不僅免費,而且有可能是負的。所以,與企業間競爭類似,地區間競爭採取的也是一種價廉者勝的市價準則。不同的祇是,後者更為精彩,且更有想象力。最重要的還在於,由於這種市價準則是運作在全國2860個縣之間,因而這種競爭的程度以及廣度可想而知。這樣去看,在如今的中國大地,不僅有着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運作在個人與個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市價準則,而且還有一個運作在各個地區間的市價準則。這種地區間競爭不僅為中國經濟注 入了強大的活力,同時也帶動了傳統層面的人與人以及企業間的競爭。歷史地來看,這種運作在地區間的市價準則在任何一個國度都不曾發生過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着如此快速的財富增長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學術上應該為解釋中國經濟增長這個問題畫上一個句號了,當然還應該有一個感嘆號!

不過,儘管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在理論上成功解釋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儘管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認識到中國地區間競爭的重要性,但我懷疑大多數學者真正理解中國經濟制度的本質,更不用提那些沒有多少學術背景的政府官員了。這是因為,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是建立在他創立的合約理論以及租值消散理論之上的,而他的所有理論都是與新古典價格理論一脈相承的。對於那些長期浸淫在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學者來說,要真正將張五常的合約理論以及租值消散理論搞懂,尤其是將他的財富增長理論與新古典價格理論一併打通,並非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事情。因無知而自傷,是常有的事情。政府很可能因某種社會流行的學術思潮或者為了解決某種社會公平問題出台 一些不適宜的政策,從而誤傷了中國的經濟制度。比如,經常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地區間競爭是一種惡性競爭,這種看法不僅經常出現在各類媒體報刊,而且也見諸於各種權威學術期刊上。也許是受它們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開始禁止其所管轄的縣地區用負地價對外招商。關於惡性競爭這個話題,本文下面會有專門討論。單說這種禁止負地價政策的危害性,僅提一點就夠了,它實質上是剝奪了不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進行競爭以及發展自身的機會。

此外,即便那種運作在個人間以及企業間的市價準則也並非被大多數人所真正理解。一些人士甚至還在所謂學習西方先進經驗的幌子下,鼓吹並推動一些有損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政策或法律。前一段時期出台 的新勞動合同法其實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是作為供給方出現的,因此在市價準則下,競爭應該是價廉者勝。本質上,勞動者在市場上不是要與企業競爭,而是要與其他勞動者進行競爭。但新勞動合同法卻是鼓勵勞動者與企業去競爭,同時限制勞動者之間的競爭。雖然從維護勞動者利益角度來看,這種意圖是善良的,但效果卻是嚴重削弱企業的競爭力,並損害到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新勞動合同法中最低工資水準的規定其實是一種價格管制,而這種管制將會導致市價準則向 非市價準則的轉變。根據張五常第二定律,這種轉變不僅會帶來大量的租值耗散,而且勢必導致財富的減少。另外,儘管這種法律有可能會維護一部分在業勞動者的利益,但它剝奪了那些願意接受較低工資的勞動者與在業勞動者進行打拼的機會。從這點上來講,這種打着公平或者正義旗號的法律在實際中就會帶來另外一種的不公平和非正義。

總之,張五常的第一定律以及第二定律是我們理解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制度轉變的重要理論基礎。他的財富增長理論不僅讓我們能夠真正看清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邏輯,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歐美等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為什麼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面前日顯疲態。戰後,歐美國家大搞福利制度,實行最低工資法以及鼓勵工會組織等這樣一些做法,實際上是從原來的市價準則逐漸轉向 了非市價準則。當然,它們的財富積累經歷了上百年的歷史,因而有足夠的資本進行這種轉變。但在一個人口如此之多、競爭如此之激烈的中國經濟面前,我很懷疑它們的這種轉變是否還可以這樣持續下去。當然,前提是中國不能先學歐美國家向 非市價競爭準則去轉。如果我們先轉,那麼中國經濟很有可能會一直步人後塵。假使我們不轉,逼着歐美國家轉回 來,那麼我們還是有機會先人一步的。

三、主流經濟學還可以主流多久?

中國有句老話,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如果看看當今的主流經濟學是怎樣解釋經濟增長的,那麼我們就會真正地明白張五常的財富增長理論到底有多好了。前面也已經提到,在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中,資源配置與財富增長這兩個話題是被分開來處理的,傳統的價格理論被專門用來討論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而關於經濟增長的討論大多數是在索羅(1956)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內展開的。

這個增長理論之所以被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也許是因為它從微觀經濟學中的企業生產函數入手,將一國的投入產出關係比作企業的投入產出關係。這樣,一國經濟增長主要被認為是由資本、勞動以及技術這三個投入所決定的。技術進步作為一種投入要素,被認為是一種外生變數,與資本和勞動投入無關。這麼處理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技術進步這個要素通常很難被度量,而能夠度量到的主要是投入和產出的增長數據。索羅在用美國曆年的統計數據測算投入與產出的增長時,用產出增長減去投入增長之後似乎總是存在一個殘差(residual)。於是,他就用技術進步來說明這個殘差:當殘差為正的時候,就說有技術進步;而為負的時候,就說技術在退步。後來當人們不斷認識到制度創新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時,有人就用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一起來解釋這個殘差。因此,這個殘差常被人戲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黑匣子。可以說,只要是想象中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都可以放進這個黑匣子,但這個黑匣子本身在理論上卻無法被解釋。

不過,索羅畢竟是198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且得獎的原因也正是他的經濟增長理論,所以後來人們就為這個殘差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簡單來說,這個增長理論就是用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解釋經濟增長。在處理這三個變數解釋經濟增長方面,有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不考慮技術進步,或者說不考慮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當資本投入增長的速度快於勞動增長的時候,經濟學上那個著名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就會發生作用。理論上,如果投資的邊際報酬發生遞減,那麼也就意味着經濟增長在長期是趨於下滑的。第二,除了投入增長之外,全要素生產率也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更快,即便經濟中出現了資本投入增長快於勞動增長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未必是下滑的。這是因為,理論上技術進步或者制度創新會推動生產函數曲線向 外移動,從而可以使得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延後發生。

楊格(Young1992)曾經根據新古典增長模型對新加坡經濟做過一個研究。在這個研究中,他發現新加坡經濟中的資本投入增長過快,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卻很慢,由此他認為新加波經濟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因而是不可持續的。楊格的這個研究在西方學界影響很大,克 魯格曼(Krugman, 1994)正是基於這個研究在《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那篇題為東亞奇跡的神話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甚至將新加坡經濟與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相提並論,並斷定東亞經濟總體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所謂祇有汗水,沒有智慧的增長模式。這篇文章的影響更大,導致很多學者對東亞經濟的前景並不看好,後來一些不明真相的媒體甚至還認為克 大師成功預測了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理論上,增長模式與金融危機根本就是兩回 事。自克 魯格曼發表那篇文章以後,差不多已經過去了十五年,但從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報酬遞減規律並沒有發生。諸如新加坡這樣的東亞經濟體很快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而且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保持着較好的經濟增長勢頭。尤其是,中國經濟在席捲全球的次貸危機之後仍然保持着全球領先的高速增長。這個巨大的反差讓人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早在索羅建立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初,喬根森和格瑞利茨(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就曾對這個理論提出過批評。[8]在他們看來,索羅那個殘差其實是一個度量誤差問題,並非代表 技術進步或者制度創新。他們還進一步指出,如果所有投入被準確度量的話,投入增長可以解釋所有的經濟增長。準確度量的含義是指度量的不僅是要素的數量,而且還包括要素的質量。喬根森他們利用美國的歷史數據,採用多種方式對各種要素投入進行「質量折算」,最後的研究發現,美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主要可以由投入增長來解釋,而能夠被索羅殘差所解釋的增長幾乎為零。他們的這一思想其實也是後來所謂內生增長理論的早期雛形。

經驗上來看,雖然發展中國家原創性的技術進步不及歐美髮達國家,但東亞各國通過各種方式從其他國家獲得的技術進步要比我們在統計數據中所能觀察到的要多得多。[9]這樣去看的話,就比較容易理解東亞經濟的增長模式了。因為外生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看作是外生的,所以與投入增長無關。但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內生在資本以及勞動的投入要素增長上的,因而與投入增長高度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亞經濟較高投資增長率很可能是反映了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變得更快而不是更慢。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在這種技術進步的推動下,那個投資報酬遞減規律也就不會過早地出現,經濟增長還是會保持較高的速度。祇有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準和技術水準不斷接近已開發國家,從而進入所謂的穩態經濟,投資增長模式才 可能會與已開發國家趨同。其實早在1998年,羅伯特·巴羅(Barro1998)就在其《商業周刊》的專欄里 撰文對楊格的文章提出了批評,並指出正是技術進步太快才 導致東亞經濟有着較高的資本積累速度,因而不會出現所謂的報酬遞減趨勢。而且他還認為,東亞經濟增長仍然有着廣闊的空間。

一個困擾我很長時間的現象是,與樂觀的看法相比,看淡東亞經濟甚至看淡中國經濟的觀點總是更有市場。巴羅的文章在國內很少被人提及,相反,克 魯格曼與楊格對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批評在國內學術界的影響力至今仍然很大。不僅對於經濟增長模式是這麼看,而且對於中國的地區間競爭,主流經濟學家以及很多追隨主流經濟學的國內學者也是持懷疑態度。隨意翻翻那些「權威」的經濟學學術期刊,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地區間競爭通常是與惡性競爭、重複建設、地方保護、市場分割、過度投資、環境破壞、粗放型增長方式、地區差距擴大等這樣一些具有貶義的字眼聯繫在一起。而且普遍存在的一種認識是,這種惡性的地區間競爭將會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損害。有趣的是,其中一個較為有影響的研究仍然是來自那個楊格(Young,2000),而且還是發表在MIT那個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季刊》上。這篇論文的主要看法是,中國的工業部門在改革以後逐步顯現出了地區間的趨同結構,重複建設和地區間的惡性競爭嚴重威脅了中國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有趣的是,據說這位學者撰寫這篇論文前並沒有來過中國,僅憑幾個中國留學生的口頭描述,再用統計數據編製了一些表 格就得出了以上結論。對此,似乎總有某種陰暗的心理促使我想知道,他是先有數據後有結論呢?還是先有結論再用數據去論證?

經濟學上,競爭就是競爭,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能夠對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進行清晰的界定。前面已經指出,能夠清楚界定的是市價競爭與非市價競爭,同時我們也解釋了,中國地區間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採用的是一種市價準則。如果說市價準則是一種惡性競爭的話,難道採用非市價準則就是「良性」競爭了嗎?非市價準則包括有排隊、權力等級、論資排輩、走關係、賄賂、美人計、武力、甚至殺人,不一而足。我看不出這些競爭形式比市價準則更為「良性」。那麼學者們所說的惡性競爭究竟是指什麼呢?我的理解是,他們所說的惡性競爭很可能是指重複建設,因為重複建設會帶來某種浪費,而這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是非效率的表 現。

關於重複建設問題,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個老話題,而且似乎一直存在某種誤解。記得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國內對電冰箱產品的需求很大,國內很多地區的企業都從國外引進了冰箱生產流水線。當時就有人指出這是重複建設,應該由政府統一安排引進,從而可以避免國內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但回 過頭來看,沒有這樣的重複建設,沒有如此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們如何才 能換來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以及品牌產品?顯然,通過政府欽定一兩家企業對冰箱進行壟斷性生產,是不可能打造出有競爭實力的企業的。正如張五常曾經指出的,競爭肯定意味着有浪費,這是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零交易費用的羅賓遜經濟中。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約束條件下,競爭所可能帶來的浪費應該被理解為換取效率不得不支付的一個代價。至於這個代價是不是過大,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也不應該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從解釋人類經濟行為的角度去看,經濟學其實並不存在什麼最優選擇(任何選擇都有代價),有的祇是對選擇的權衡,取決於我們最終要的是什麼。

最後還想提的是,主流經濟學發展到如今,不僅思想上沒有太多的創見,而且還經常充斥着一些顯而易見的謬誤。除了以上所說之外,就主流經濟學中的增長理論來看,無論是外生增長理論還是內生增長理論,不過是馬歇爾所說的那種用事實解釋事實的理論,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增長是沒有多少解釋力的。另外,那個凱恩斯理論也是一個糊塗理論,張五常多次對這個理論做過批評,這裡也不再贅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與其說代表 的是新古典經濟學,還不如說是經濟學家在主流經濟學的光環下尋求謀生的一種工具罷了。作為一種謀生工具,我認為主流經濟學還可以繼續主流下去。但是作為一門解釋性科學,它早已被張五常的經濟學終結了。

 

 

 

參考文獻:

姜 建強,2005,「張五常的學術貢獻」,《五常思想》,花千樹出版社。

張五常,1969,《佃農理論》,2000重印,花千樹出版社。

張五常,2002,《經濟解釋》(三卷 本),花千樹出版社。

張五常,2008:《中國的經濟制度》,花千樹出版社。

張五常,《中國會走向 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網上打印版。

Barro Robert, 1988「The East Asian Tigers Have Plenty to Roar About」,BusinessWeek, April 27.

CheungSteven., 1970,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13, Issue 1,pp. 49–70.

Cheung, Steven., 1974, 「 A Theory of Price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留言(0) | 引用(0)